在内分泌科的走廊里，空气中似乎总是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消毒水和淡淡忧虑的气息。刚结束晨间交班，我就被护士长叫住了：“小邹，6床新来的李老师，情绪不太稳定，血糖也控制得不好，你多费心沟通一下。”

        6床住的是一位退休的语文教师，六十出头，因糖尿病足入院。我走进病房时，李老师正侧身望着窗外，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背影却透着一种倔强的落寞。床头柜上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《古文观止》。

  “李老师，早上好，我是您的责任护士小邹。”我轻声说。

  李老师转过头，礼貌地点点头，但眼神疏离，像蒙着一层雾。她配合着测了血糖，仪器发出“嘀”的声响，屏幕上跳出一个刺眼的数字：18.8 mmol/L。

  李老师瞥了一眼，嘴角牵动了一下，像是自嘲，又像是无奈。“又高了。”她低声说，仿佛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。

  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发现李老师非常“听话”，让吃药就吃药，让打胰岛素就打胰岛素，但那种配合更像是一种消极的放弃。她从不主动询问病情，对饮食指导也只是敷衍地“嗯”一声，更多时候，只是望着窗外发呆。

  这时候，我想起了学习过的“叙事护理”——不只是关注疾病，更要倾听疾病背后的故事。我决定换一种方式。

  一天下午，我看见李老师精神稍好，便没有直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，而是指着那本《古文观止》说：“李老师，您以前是语文老师吧？我上学时最喜欢上语文课了。”

 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轻轻打开了李老师心门的一道缝。她眼里闪过一丝光亮，“是啊，教了三十多年书了。”

  “那您一定桃李满天下了。”我顺势坐下，摆出了倾听的姿态。

  “有什么用呢？”李老师叹了口气，目光又黯淡下去，“教了那么多学生，现在却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好。以前在讲台上，一站就是一天，觉得浑身是劲。现在呢？多走几步路，脚就疼得厉害。像个废人。”

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落和无价值感。我没有打断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

  “我得这个病十几年了，”李老师继续喃喃道，“以前总觉得是‘甜蜜的负担’，控制得住。可现在，它像个越来越沉重的枷锁。不能吃我最爱的糯米藕，不能和老姐妹去爬山旅游，连看书久了眼睛都模糊。这生活，还有什么滋味？”

  我轻轻握住李老师的手，那双手曾经握着粉笔，如今却布满了针眼和岁月的痕迹。“李老师，在您心里，这个‘糖尿病’像什么呢？”

  李老师愣住了，她从未被这样问过。她沉思了一会儿，缓缓地说：“它……像一个永远也甩不掉的、阴魂不散的‘监视者’。它时时刻刻盯着我，警告我，让我没有一刻自由。”

  “所以，它偷走的，不仅仅是您的健康，更是您对生活的‘掌控感’和‘自由’，对吗？”我轻声回应。

  这句话精准地击中了李老师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她的眼眶瞬间红了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从那天起，我不再只是李老师的责任护士，更成了她故事的倾听者。我鼓励李老师把心里的苦闷和恐惧都说出来，并引导她重新审视自己与疾病的关系。

  “李老师，我们能不能试着和这个‘监视者’谈判呢？”一次，我半开玩笑地说，“比如，我们把它变成一个‘严格的营养师’？它不让您吃糯米藕，但我们能不能在血糖平稳的时候，尝一小口您女儿做的、改良过的无糖版？它不让您远行，但我们能不能先把目标定在扶着助行器，到楼下晒晒太阳，看看您最喜欢的月季花？”这个提议，让李老师眼中重新燃起了火花。我们一起制定了一个小小的“谈判计划”。

  在李老师的叙事护理记录里。我意识到：“患者的首要问题不是血糖数值，而是被疾病摧毁的自我认同和生活热情。治疗目标：帮助她寻回‘主角’的地位，而非疾病的‘囚徒’。”

  奇迹慢慢发生了。李老师开始主动询问各种食物的升糖指数，和我一起设计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健康的食谱。她甚至开始在病房里，给同屋的病友读一段散文，用她依然富有魅力的嗓音。她的脸上，渐渐有了笑容。

  一天，我端来一小碗特意拜托她女儿做的、用代糖调味的桂花藕粉羹。“李老师，这虽然不是您最爱的那个味道，但这是我们向‘监视者’争取来的一点‘甜头’。”

李老师小心地舀了一勺，闭上眼睛细细品味，再睁开眼时，眼里有泪光在闪烁：“小邹，谢谢你。这不仅仅是甜味……这是我好久都没感觉到的，活着的滋味。”

  出院那天，李老师的血糖已经稳定在理想范围。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以前我觉得是糖尿病控制了我的人生，现在我想，它只是给我的人生换了一份不一样的‘教案’。我虽然不能再站上讲台，但我可以把我怎么和这个‘老伙计’相处的经验，讲给我的老伙伴们听。小邹，是你让我知道，我的故事，还没有写完。”

  我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李老师扶着助行器，却挺直了腰板慢慢走远的背影。窗外的阳光洒进来，温暖而明亮。

  我想起叙事护理的核心信念：病人不是疾病的载体，而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作者。作为护士，我们或许无法根除疾病，但我们可以用倾听和陪伴，帮助患者在病痛的章节里，重新找到勇气、尊严和那一点点至关重要的——“甜”。